从16岁至今20多年，吴文理经常在脑海中复盘他人生的另一种可能：6岁那年，如果没被人贩子拐卖，他会在亲生父母呵护下健康成长，接受良好教育；也许，早已过上了一直向往的“朝九晚五”的白领生活。

　　从1986年至今，32年了，每当翻出那几张泛黄的旧照片，汪星荣夫妇内心就充满了自责和悔恨。他们常想：当年，如果长子汪启明没有被拐走，现在他们早已儿孙绕膝了吧。

　　当年的汪启明，就是现在的吴文理。

　　幸运的是，6月30日，在南昌市公安局便衣支队民警杨敏及“宝贝回家”志愿者的帮助下，吴文理得以和亲生父母汪星荣夫妇相认。至此，一个横跨32年的寻亲故事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吴文理(中)与母亲张凤兰相认拥抱，一家人终于团聚

　　吴文理(中)在民警杨敏的陪伴下去见父母

　　两颗糖让他的人生拐了个弯

　　6月20日，坐了1个多小时的飞机和2个小时的汽车，吴文理再次回到他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一栋位于鹰潭市市区的老旧楼房。

　　“这一堵墙我还有印象，小时候犯了错，爸爸妈妈经常让我在这面壁罚跪。”时隔32年，看着这一套小小的两居室，陈旧的家具、剥落厉害的墙面，吴文理情绪复杂。

　　“你是怎么被拐的，还有印象吗？是不是在这里？”有人问了这么一句，让吴文理的记忆一下回到了6岁时。“好像不是这里，是在一个楼梯上，在菜市场里，我记得那时候妈妈是卖菜的。”

　　“对，就是在菜市场，你在那玩着玩着，就不见了。”身旁，吴文理刚刚相认的亲生母亲张凤兰急切地想帮他一起回忆小时候的点点滴滴。

　　张凤兰记得，1986年8月17日，她带着6岁的长子汪启明去菜市场卖菜，自己看摊，儿子则在菜场周边玩耍。菜卖完了，张凤兰收摊回家时，却发现儿子找不到了。“哪里都找遍了，找不到。”

　　“也许你们找我的时候，我已经和人贩子走了。”吴文理说，他记得当时正在一个楼梯上独自玩耍，突然间一个陌生女人出现，“我记得她头发很长，给了我两颗糖，告诉我她家是开火车的，让我跟她一起走，去坐火车”。

　　那一天，6岁的小汪启明，手里拿着两颗糖，跟着长发妇女坐车一路向东，人生轨迹和坐车路线一样，拐了个弯。

　　 “如果没有被拐，我现在会怎样？”

　　第一次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被拐人口时，吴文理16岁。1997年，吴文理在福建安溪的养父母家中生活了11年，面临初中毕业。

　　“没考好，我想复读，养父死活不允许，还骂了我一顿。”朝九晚五的白领生活，是吴文理一直梦想的生活。他深知，要过上这种日子，就必须上大学，所以，中考没考好，他想复读。但是，养父的态度和真实的家庭状况，让他不敢再提。

　　吴文理说，1986年8月17日，他被那个长发妇女拐走后，先是到了福建莆田。“在莆田她家住了两个月，后来才被卖到我现在的养父母家。”

　　到吴家时，养父母已经连续生了6个女儿，吴文理排第七。喜“得”贵子，刚开头那一年，吴文理的养父母对他很好，要什么都会给他买。但第二年养父母自己生了一个弟弟，情况就发生了一些变化。

　　吴家在安溪的一个山村里，吴文理也会被小伙伴或者同村长辈在后面说，他是被买来的，吴文理心里始终不是滋味。

　　想家，想知道自己来自哪里，亲生父母是谁，这种想法越来越强烈。

　　“养父不让我复读，叫我出来打工。”吴文理至今认为，他复读一年考高中，再上个大学，完全没有问题。

　　“他说，我已经16岁了，以后有能力就赚钱给弟弟结婚，没有能力就滚出去，不要再联系了。”6月30日，已经过去20年了，当时养父的一番狠话，让吴文理想来仍情难自抑，快四十岁的人，在亲生父亲汪星荣面前兀自哭了起来。

　　“如果没有被拐，我现在会怎样？”20年来，每当午夜梦回，吴文理经常会在脑海中复盘他人生的另一种可能：6岁那年，如果没被人贩子拐卖，他会在亲生父母面前健康成长，接受良好的教育，求学之路不至于止步于初中毕业；也许，现在早已经过上了一直向往的那种“朝九晚五”的白领生活。

　　 “坚信不是亲生父母把我卖了”

　　复读无望，吴文理早早就出门打工了。

　　没有稳定的工作，终日辛苦奔波，吴文理认为，这和自己学历有很大的关系。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迫切想要弄清楚自己从哪里来。他决定“寻家”，找到自己亲生父母。

　　“我坚信不是亲生父母把我卖了。”吴文理说，有周边人曾告诉他，他是被亲生父母以7000元价格卖到吴家的，但他从来没有信过。

　　最终，突破口从家里爱喝酒的大伯口中打开。

　　“我大伯爱喝酒，容易醉。”吴文理说，一次醉酒后，大伯说他养父手中有一份“卖身契”。于是，吴文理借机让大伯拿出来，“卖身契上写着，我是1986年10月份被卖的，上面还有人贩子的签名”。

　　看到人贩子的签名，吴文理认为有根可寻了，他立即找到当地派出所报了警。然而，报警的事却被同族的一位长辈发现并阻拦了下来。

　　2000年后，他跟着养父南下广州，被带进一家公司，专门跑业务。“我营养不良，个子很矮，去到人家办公室谈业务，没人瞧得起我，都认为我是来搞笑的。”吴文理说，在广州的那段时间，他非常的压抑。白天出门跑业务，常常受到冷眼，晚上回到住处，还要受到养父的责骂。“骂我没用，用非常难听的脏话骂我。”他说，曾经一度他曾想到自杀。“上吊的绳我都买好了，准备到公墓去自杀，但最后没有勇气。”谈及此事，吴文理再一次激动地掩面痛哭。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之后，在养父母的安排下，吴文理娶了当地一位女子为妻。后来，夫妻两人前往云南，开了一家小店。

　　妻子给吴文理生了两个孩子，日子越过越好，寻根的想法愈加强烈。2014年，吴文理在“宝贝回家”网站发帖写道：“我身高1.6，右腿大腿正面中间，有个好像是小时候打预防针留下的小疤痕……妈妈常给我吃西红柿、酱油饭，经常罚我跪。我有次看到当时人贩子和我养父母的卖身契，上面日期记得是1986年。”

　　与此同时，远在鹰潭的汪星荣夫妇也从未放弃过寻找长子“汪启明”。上世纪80年代交通不便，为了儿子，汪星荣基本上跑遍了安溪、莆田、厦门等城市。

　　原本经济条件不错的汪星荣家，为了找儿子花了很多钱，日子过得并不如意。尽管始终没有音讯，但汪星荣、张凤兰夫妇从没放弃过，为了让儿子回来能恢复点儿时记忆，他们的老房子，仍然保持着32年前的样子。

　　希望之火在今年3月重新燃起。当时，一直致力于帮助寻找被拐人口的南昌市公安局便衣支队二大队民警杨敏，注意到了汪星荣的求助信息。

　　“现在找被拐人口，可以通过DNA比对。”杨敏已经成功地帮助过76个家庭重新团聚，经验丰富。得知汪星荣夫妇曾经采集过血样后，他立即赶赴鹰潭。

　　很快，汪星荣DNA信息和远在云南的吴文理匹配上了。杨敏立即和吴文理取得联系，寻亲心切的两方，决定尽快见面认亲。

　　6月30日，吴文理携妻从云南乘坐飞机到南昌，后坐车前往鹰潭。在汪星荣家中，父母、儿子再次见面。

　　“我记得爷爷很会喝酒。”

　　“对，爷爷是很会喝酒。”

　　“还记得打酱油吗？我们家酱油都是你打的。”

　　“这个不记得了。”

　　……

　　虽然记忆有出入，但大腿上的疤痕、手指上的螺纹、单眼皮……一个个“暗号”对比，都无误，汪星荣、张凤兰以及吴文理三人都觉得“真的找到了”。

　　当然，更让他们放心的是杨敏带去的一份盖有南昌市公安局便衣侦查支队公章的情况说明。现场，身着警服的杨敏拿着这份《汪星荣、张凤兰、吴文理DNA比对情况说明》，高声地念出：“经鉴定，汪星荣、张凤兰就是吴文理的生物学父母亲。”

　　现场响起热烈的掌声。两行热泪从吴文理和汪星荣夫妇脸上流了下来。“感谢大家，我终于回家了。”

　　文/图记者黄志良